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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治市捷星网络： 新闻资讯 
行业新闻一
几周之前，一部电影宣传片《啥是佩奇》霸屏了朋友圈。
留守老人李玉宝，要给他的孙子准备春节礼物，但城里三岁孩子习以为常的一个动画角色，大山里的爷爷却要问遍全村，才勉强搞明白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这样一部8分钟的短片，为什么能引发无数人的共鸣？
因为它真实反应了，当今每一个家庭都在面临的现实矛盾。
表面上来看，乡村老人的追问背后，代表了经济飞速发展背后，中国城乡文化的断层。
根据《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》，在1982年，中国的流动人口仅有657万人，而到2018年，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2.47亿人。
其中，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，占比达到64.7%。
这意味着，即使不考虑外地落户等情况，中国也有约1/6的人口--尤其是年轻一代，长期与家人天各一方。
生活环境的差异，让他们有了截然不同的社会认知和文化理解。而春节的人口回流，带来了这种矛盾最普遍的碰撞与交汇。
更深层次的原因，在于信息通信为我们带来的社会结构剧变。
几周之前，我参加腾讯的科技向善论坛，有幸现场聆听了北大邱泽奇教授的演讲，深有感触。
邱教授说，我们已经从家庭社会，进入到技术化社会。
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
几千年来，我们一直是君为臣纲，夫为妻纲，父为子纲。血缘、家庭与宗族，自下而上构建起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。
一个人用脚步能够走一个来回的距离，就是集市的半径；能实施有效管理与维持统治成本的范围，就是帝国疆域的极限。
从国家、宗族到家庭，生活关系越是紧密，信息和知识共享程度越高，价值观越一致，即便有冲突，也会在持续的互动过程中，逐渐融合趋同。
而现在，技术--尤其是信息技术，彻底打破了家庭、地域、年龄、性别，乃至社会阶层等局限。
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却各自捧着手机，关注着不同的问题，与不同的好友交流。老人们谈养生，成年人讨论经济社会，孩子们关注明星。
虽然在血缘上他们是父子、母女、夫妻……但是他们的思想，已经彼此隔离，相互看不上对方的话题观念，甚至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，彼此疏远甚至是对立。
他们更认同的，是另一群可能远在地球另一侧，却与他有共同话题和共同观点的陌生人。
甚至连同一个人处身的不同社群，也变成了不同的平行空间：
而这，也将驱动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。
正如张小龙所说，我们接纳的大多数新信息，都并不是自己主动获取的，而是由周边人推荐而获得的。
而在移动互联网上，无论如何犀利、如何小众甚至是如何叛逆的观点，都能找到应和，反而会因为彼此的认同和赞许获得成就感。
每一个人的心，都在自己的手机里。一屏一世界，一个人的社会，已经取代了家庭的社会。邱泽奇说。
二
这个转变的达成，归根到底在于，中国领先全世界的通信网络建设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能够用手机连接世界。
多年来，中国运营商一直背负着垄断骂名。
但在事实上，正是依赖于运营商的大建设，中国才迅速地完成了向信息化社会的全面转型。
在1980年，中国只有664万门交换机和418万部电话，而且作为事关安全的信息命脉，它仍只能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，无法进入普通人的生活；直到1989年时，全国手机总量也只有1万部。
当时，甚至连外交部的司长，因为外事活动需要，在家中安装电话，都必须由外交部发公函，到邮电部请求协助。
1989年，统计部门曾预测，中国的手机保有量将在2000年达到80万部，结果到2000年，这个数字已达到8700万部，比预测高了100多倍。
2001年，中国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网络大会战，将网络从城市扩展到高速公路、景点、农村等区域，实现全国范围的广覆盖。
自此，从神州行到 全球通，移动通信普及的大潮席卷中国。
2004年1月16日，信息产业部下发了《关于在部分省区开展村通工程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要求95%以上偏远山区必须有电信信号。
自此，无数运营商员工通信人扛着设备，提着工具，人扶肩扛地把铁塔架满了中国无数乡镇，从喜马拉雅山顶，到南海岛礁，都实现了通信信号的覆盖。
这个过程的艰辛，远非外界所能想像。
在很多偏僻村落，基站的建设需要投入数十人力，上百万成本，甚至通过VSAT卫星保障信号，而当地产生的营业收入，却往往连每个月的电费和维护费都不够。
但也正是这样一张网络，打通了中国的信息动脉，将中国的城镇与乡村连接在一起，让我们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都随意交流。
截至2018年12月底，中国运营商的移动用户总数达到15.43亿，甚至已超过中国人口总数；电信业务总量已达到65556亿元；移动通信基站也超过600万个，网络规模居全球首位。
目前，全球有500万4G基站，其中，中国的基站数量超过300万，占64%；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他190个国家，一共只占36%。
在2018年12月，中国移动用户移动流量消费已达6.25 GB/人/月，是上年同期的2.3倍。
而预计到2020年，中国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将超过98%，且农村家庭的宽带将达到12Mbps以上。
《啥是佩奇》里那样，乡村小卖部里卖着中国移动手机，村委会教村民设置VoLTE视频彩铃，农民一边放羊一边刷抖音……
导演张大鹏说，这部片子并不是中国移动的植入广告。但在我看来，这部片子，其实已经是一个中国通信行业最好的广告。
因为，它真切地告诉我们，现在已经不再是倒爷腰挎BP机，手拎大哥大的时代，不是中关村、金融街和CBD的白领上网冲浪的时代。
手机、网络、信息不再是某一个阶层的象征，而且彻底沉到农村，成为像水、电、气一样，每一个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基本要素。
三
如果说，过去20年的通通村大建设，为中国奠定了信息普遍服务的基础。
那么，过去10年的移动互联网大发展，则是真正深入到无数生活和行业场景，驱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质变。
2009年8月，新浪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，成为中国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门户网站。
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启幕的标志事件，到现在还未满10年，但整个移动互联网已经日新月异，在一浪又一浪的井喷中，成长为中国新经济的引擎，
微信、陌陌、知乎、抖音、直播、吃鸡、王者荣耀……
炒股、导航、打车、报税、听音乐、看新闻、打游戏……
如今，我们用京东淘宝购物、用美团饿了么订餐、用滴滴摩拜OFO出行、用微信支付宝付钱……越来越多的信息、产品和服务，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。
而依托5G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工业4.0、物联网等技术，互联网更已开始深入线下，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，拉动社会经济加速增长。
用邱泽奇教授的话来说，就是互联网社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生态系统。
四
一直以来，信息科技的发展，都是以十年为一个发展周期。
过去的3个十年，从通信、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，已经带给我们太多变化。
而即将成为5G元年的2019，也将成为我们面向下一个十年的发展起点。
这一个十年的核心命题，是万物互联。
所有的设备都将连网，以更低的时延、更高的带宽、更海量的连接、更敏捷的感知、更智能的处理，更彻底地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。
这将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后信息时代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网络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小，创造出更多的红利，同时也带来更多的规则冲突与规则缺失。
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，最大的挑战在于，如何基于新的互联网社会生态，通过新的信任机制，构建和完善面向数字社会时代的发展新规则和新机制。
比如，与此同时，我们每一次手指划动，每一步脚步进退，都在我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间，通过手机、通过智能设备、甚至通过各种传感器，都会以数字形式，在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库中，留下一个抹不去的行动痕迹。
如何在提高效率、提升便利性的同时，保护每一个人的隐私和数据安全，这将是一个最为艰巨的挑战。
而对我们个人来说，最需要考虑的，是如何去刷新我们的观念和认知，更快更好地应对和适应新时代的浪潮。
1990年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《权力的转移》中提出，不同人群对信息、技术拥有程度、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差异，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分化，并将其命名为数字鸿沟。
如今，信息普遍服务的鸿沟已经越来越小。通过互联网，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海量的信息和服务。但到底获取哪些信息和服务，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，却更加巨大。
这些，都是我们即将迎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。
